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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评：美国众议长选举“连续剧”暴露美式民主痼疾******

　　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蒋鲤)在15轮投票表决后，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这场“连续剧”终于落下帷幕，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最终成功当选第55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这是美国国会过去164年来耗时最久的一次议长选举记录，将美国“对抗式民主”的弊端暴露无遗。

　　资料图：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中新社记者 沙晗汀摄

　　由于两党对立加剧、党派内斗、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众议长选举陷入一场拉锯战。在此次众议长竞选中，美国民主党议员继续抱团，多轮投票中，一票不投麦卡锡，共和党右翼“强硬派”领头的约20人小团体也拒绝投票麦卡锡。

　　麦卡锡的当选之路一波三折，除了本人的“政治投机派”角色在国会不受欢迎外，与共和党内部政治分歧关系密切。

　　一方面，共和党党内反对者认为，麦卡锡对民主党态度过于软弱，无力对抗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和拜登政府，另一方面，因为共和党的多数优势微弱，党内一些影响力较小的派系的政治力量则被放大，有利于他们巩固自己的选票。

　　此外，党内反对者也认为，自己的选票没有换取更多利益，希望以此作为筹码换取麦卡锡更大的让步，比如让他们获得众议院重要委员会中的职务。

　　作为仅次于美国总统、副总统的政坛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通常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担任，选举几乎没有悬念。然而，麦卡锡此次为当选，不得不做出多个关键让步，其中可能包括恢复一项罢黜议长动议机制，使得众议长的权力被削弱，难以掌控众议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麦卡锡在这场不合时宜的政治勒索中作出让步，这种绥靖政策只会让极端主义势力更加强大。

　　这场引发全世界围观的尴尬选举暴露出美国政治存在严重的对立和分化。在权力博弈思维的裹挟下，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美国两党相互拆台，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无脑对垒。而即便是一党内，也会因为利益分配问题产生不同的小派系，相互对抗，选票变成了谋利益的工具。

　　从国会山骚乱到打破记历史记录的15轮众议长选举，“对抗式民主”让美国政治陷入瓶颈，长期对抗势必会让政客们丧失客观公正的判断能力，其政治阶层是否有能力治理国家也会引发质疑。

　　两党之争和党派内斗进一步放大了美国政治体制弊病，美国所谓的“民主”形象，让全世界大跌眼镜。鼓吹以选民利益为先的美式选举，变成了政客们利益置换的游戏，进一步彰显出美国“民主政治”日渐失能，不断极化的党争已使美国政治制度陷入死循环。

　　House speaker election reveals deep-rooted problems in U.S. democracy

　　(ECNS) -- The Republican leader Kevin McCarthy was elected as the 55th speaker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fter 15 ballots. As the most grueling House speaker election in the past 164 years, the election has highlighted the defects of the country’s "confrontational democracy".

　　The election once reached a stalemate due to intense partisan strife, inner-party struggle among the Republican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and more. Democratic Party members forged a close alliance, refusing to vote for McCarthy, while about 20 Republicans also declined to cast ballots for the GOP leader.

　　Except for his unpopular role as a "political speculator" in Congress, McCarthy’s hard-won elec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urmoil within the Republican Party.

　　On the one hand, opponents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believe that the GOP leader's attitude toward the Democrats is too weak to confront the Senate controlled by Democrats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me less influential factions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been amplified due to the Party’s weak majority advantag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consolidating their ticket warehouses.

　　Meanwhile, these opponents believe that their votes failed to win them more benefits, hoping to use this as a bargaining chip for McCarthy's further concessions, such as getting them positions in important House Committees.

　　As the third political figure after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U.S., the speaker, by tradition, is the head of the majority party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But McCarthy has made many concessions in order to bring the ultra conservatives along, involving what’s known as the “motion to vacate,” a mechanism by which members can force a vote to depose the speaker. The reported concessions will empower individual members at the expense of McCarthy’s sway as speaker.

　　CNN thought the concessions he made during this unseemly political shakedown would only make the extremist faction more powerful.

　　This embarrassing election, which has drawn global attention, exposed the serious opposition 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put their interests before that of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attacking and opposing each other irrationally.

　　Besides, different factions arise within a single party and confront each other becaus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Votes have become a tool to win more benefits.

　　From Capitol riots to the House Speaker election with record-breaking ballots, "confrontational democracy" has become a bottleneck of American politics. Long-term confrontation will surely impede politicians to think objectively and fairly while their capacit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will also raise doubts among the public.

　　Both parties’ struggle and infighting among the Republicans have further amplified the defect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ith its "democratic" image shocking the world.

　　The U.S.-style election, which advocates putting voters' interests first, has become a game of interest exchange among politicians. In addition, it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malfun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constantly polarized party struggle that has trappe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into an infinite cycle.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