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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担当作为奋进新征程******

　　以担当作为奋进新征程(大家谈·一起来想一起来干②·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本期大家谈，我们选刊3篇来稿，感受各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激励广大干部职工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编 者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山东济南市 何 婷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健康发展的沃土，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为我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指明了方向。

　　针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积极协调金融单位上门开展银企对接服务；实施品牌强企计划，指导19家企业完成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申报；为科技园区高质量高标准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实施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机制……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济南市市中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采取一系列举措，为企业纾困解难。奋进新征程，我们必须继续聚焦企业需求，找准小切口和着力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既直接关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又事关城市发展。一手抓严格执法，一手抓优化服务，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统筹打好政策惠企、服务便企“组合拳”，一定能持续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和满意度，助推高质量发展。

　　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湖南长沙市 刘 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是每一个基层行政执法工作者必须履行的职责。

　　我所在的湖南长沙市湘江新区行政执法局自成立以来，就承担起新区行政执法改革的重任。一方面，我们抓实各类监管整治，归集梳理涉及市区两级共计4000余项行政执法权，实施“一张清单管到底”。另一方面，创新推进基层治理，全面整合基层执法，将80%以上的执法力量下沉一线，让沟通协调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面向未来，加快推动横向部门整体协同，纵向条线贯通落实，才能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让执法工作更好地取信于民、服务于民。

　　风劲潮涌，扬帆破浪。对于基层行政执法工作人员而言，不仅要自觉践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也要注意改进执法方式，灵活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努力实现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增强群众司法获得感

　　湖北枝江市 姚宇思

　　法者，治之端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参与者、积极推动者和坚定维护者。近年来，我所在的基层法院致力打通诉源治理“最后一公里”，把司法服务延伸到老百姓家门口，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老百姓提供“点单式”司法服务，充分利用网络法庭、巡回法庭化解纠纷，这些举措都不断增强着群众司法获得感。

　　新征程上，作为一名基层法院干警，我将恪守岗位要求、践行职责使命，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贡献力量。（人民日报）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