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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作者：庞丽娟、杨小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党全国上下同心、顽强奋战，实现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教育作为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和治本之策，发挥了“扶智”“扶志”的重要作用。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已步入小康社会，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和新增贫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持续减贫，我们仍需铸牢减贫意识，进一步深化教育扶贫，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着力于人的培养

　　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教育是人类通过传递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教育产生和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以促进个体层面人的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目的。教育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教育在扶贫开发与脱贫攻坚中发挥根本性作用，是实施教育扶贫的内在逻辑起点。进一步说，教育扶贫的实质在于通过对人的培养，着力于对人的思想观念、意志品格、情感态度、视野思路、核心素养、职业技能、行为能力等各方面的内在动机激发和外在行动赋能，使个体获得在现代社会求生存、助立足、谋发展的本领，有效摆脱贫困，进而从根本上消除群体化贫困和社会性贫困。这种精准扶贫的逻辑是对于面向社会全体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而言的，是基于有目的、有组织、有保障的学校教育形态所开展的教育赋能和基于此的教育扶贫与减贫。

　　运行机制上，教育扶贫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将教育纳入扶贫开发、脱贫攻坚等内容，保障儿童接受基本教育的需要和基本权利，这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领域，主要是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同时，以政府“兜底”的方式确保处境不利家庭不因教育支出负担而陷入贫困。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培训服务及相关资源的支持，助力各类对象面向劳动力市场“能就业”“就好业”或再就业与创业，由此助推个体和家庭有维持生活发展的稳定收入，实现脱贫。这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

　　正视发展性贫困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与其他扶贫开发举措一样，教育扶贫要“扶”得切实有效，就要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基本规律，紧扣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按照发生、特征、形态、影响等不同维度，贫困存在多种理论上的分类。常见的有两组概念，一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二是生存性贫困与发展性贫困。贫困形成的过程与原因非常复杂，诸多因素以不同组合方式镶嵌于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并伴随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发生作用，导致区域、局部、群体或个体性贫困。

　　相对确定不变的、与物质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绝对贫困，可以参照特定标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消除，而动态变化的相对贫困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的需求层次相关，属于发展性贫困，需要持续斗争且较难消灭。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等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制造强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等重大战略和政策实施，将推动未来经济社会持续的深度变革。我们要高度警惕可能不断发生的传统产业行业群体被甩出性失业、新标准下经济层面的生存性贫困，特别是社会个体由于阶段性适应能力不足而制约发展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等层面的发展性贫困等。

　　从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较长时期存在特定标准、形态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无论是对扶贫开发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还是应对新的挑战与改革发展任务，新一阶段的扶贫开发都要对继发、再生的发展性贫困予以高度重视。202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颁发，强调“推动脱贫地区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教育扶贫要服务于持久地解决相对贫困和发展性贫困，服务和贡献于国家新的扶贫开发和持续减贫，为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深化教育的根本性作用

　　新时代，深化教育在持续减贫中的根本性作用，坚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立足人的全面发展、立足区域协调发展、立足社会和谐稳定，实施有效脱贫、长效扶贫和引导致富。

　　一是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人力资本的精准与深度开发。着重于紧密对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任务，精准发力，促进人力资本持续、深度开发，贫困人口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大势，对接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二是立足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充分利用不同类型教育的特点，有效激活个体内在动力，助力形成贫困人口脱贫和致富的永续机制。三是立足推进区域发展，助力经济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以融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以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强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为实现全国总体一盘棋、各地差异化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四是立足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以推动个体就业、创业能力的形成，促进扩大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为重点，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低收入者增收，发挥教育扶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对于教育本身，无论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还是一种基本公共服务，都须上升为国家事业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的持续发展，如此才能有效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功能。深化教育扶贫，服务持续减贫，要牢牢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动摇，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合力加快推进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从而系统、深刻地提升教育体系服务持续减贫的能力。

　　具体而言，学前教育阶段，要强调普惠发展，实施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多样态普惠性资源供给，有针对性地对扶贫开发对象实施保障性婴幼儿照护机制，通过促进解放劳动力、释放生产力，进一步阻止贫困的发生。义务教育阶段，要加快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除了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框架下强化补短板、提供有质量的免费教育服务之外，还要基于有效的依法监督形成一套扶贫开发的劳动力成本补偿办法，消除和防范由家庭收入压力引致的辍学问题，为阻断贫困的滋生和代际传递提供激励机制保障。高中教育阶段，要坚持多样化发展，加强对经济困难家庭的经济补助，防范出现“因教致贫”现象。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发挥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作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以服务与提升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就业能力为重点，瞄准以进城务工人员及数以千万计的随迁子女、城镇户籍人口中就业竞争力较弱的群体和农村资源获取能力较弱的家庭等四大类人群中现有或潜在劳动力人口，准确有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深入推进扶贫减贫。

《平原上的摩西》：成功的改编 全新的创作******

　　根据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的同名迷你剧在迷雾剧场首播时，确认入围今年柏林影展的剧集单元。这个展映单元的设立以及选片原则，是为了呈现多种放映平台上的当代电影怎样展开“长故事”的叙述。就这一点而言，《平原上的摩西》脱离了观众司空见惯的悬疑连续剧的模式，它更适宜被当作一部7小时的长片。

　　双雪涛写作《平原上的摩西》，明显地致敬福克纳，借鉴《我弥留之际》的叙事手法，以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的混响，拼贴出一段从199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东北往事。导演张大磊在改编和拍摄中，把故事的背景转移到同时期的呼和浩特，剥除了原作中“铁西区”“艳粉街”等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地域和时代符号。这并不折损小说文本提供的阐释空间，导演把小说当作一个特别的起点，由此展开了属于他的全新创作。

　　生活场景中的阴郁抒情

　　小说以多角色的回忆展开，时间轴是滑动的，不断地从“此刻”回溯到过往的某一刻。最先出场的是男主角庄树的父亲庄德增，他从1990年代初国企改革前夜的“下海”决定讲起，钩沉与庄树母亲傅东心在1980年前后的相亲、成家。剧集回避了这种张扬叙事技巧的跳跃时间线，按部就班地细说从头，开始于傅东心坐公交车去公园赴约，街景不断向她身后退去，不知哪里的喇叭，传出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主题曲。即便不知道这支曲子的来历，以沉稳的节奏流过画面的细节，构成了直观的“沸腾生活”。视与听制造的第一印象，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这段话：历史是被建构的，建构的重点不是空虚的时间，而是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工作，具体的生活。

　　抱着对“悬疑”的期待打开这部剧集的观众，很可能是失望的，除了第二集和第六集的结尾，剧中没有明确的事件正面爆发，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在出场人物身上，很难找到清晰的意志，更没有剧情片常规的“行动”。十多年时光流逝，国营工厂改制，工人新村拆迁，连环杀人案爆发，便衣警察在平安夜横尸贫民窟……本该倾覆生活的剧变和惊人事件，被生活的无数微小尘埃覆盖了。导演把更多的耐心交付给家庭和邻里的生活场景实录：女婿陪丈人喝酒，女儿和父亲商量买什么雪糕，老师带着孩子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当大案发生以后，警员们熬夜查卷宗、私服暗访等情节，没有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捆绑了，而观众更多看到他们在工作的同时，和普通人一样喝酒、泡澡、吃夜宵。摄影机成了显微镜，镜头前展开了微观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以及活动在这环境里的人们。

　　剧中屡次引用《卡拉马佐夫兄弟》，整体的剧作气质却多少有些切近契诃夫的意境。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那么多的欺瞒、背叛和暴力发生过，都是在看不见的“暗场”。创作者搁置了事件和行动，超越社会语境而深入日常生活的内涵，把重心转向刻画人的生存状态，更进一步，深入他们捉摸不定的精神世界，寻找他们隐藏于内心的波动。

　　小说中，傅东心像是承载了若干现象的容器，起初是委曲求全的知识分子，后来得到“先富起来”的红利，是自我放逐的文艺阔太。剧集最大胆的改编是一开始就用高光照亮了这个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即便海清的表演存在争议，剧作呈现的傅东心也是当下影视剧中的稀缺形象。她不是错生在特殊年代的林黛玉，也不是被糙汉丈夫庇护的女版堂吉诃德。她更多集中了契诃夫笔下一部分角色的特质，既是没有扣动扳机的特里普列夫(《海鸥》)，也是下沉得更彻底的柳苞芙(《樱桃园》)，她在无法摆脱的环境里因为抱有理想而格外痛苦。傅东心以“熬下去”的状态度过了她的大半生，自甘游荡于“正常生活”的边缘，她的大半生汇聚成一种阴郁的抒情，这也塑造了整部剧集的精神底色。

　　湖水、平原和枪声

　　从对“傅东心”的刻画到作品整体的气质，相比小说的冷冽干脆，剧集平添了怀疑和哀怨，这就注定了女主角李斐的结局是两条不同的“路”。

　　小说尾声，浑然不知李斐惨烈经历的庄树心存幻想，以为童年往事的回忆能把湖水变成平原。最后一句话陡然宕开现实，展开青春尽头的冷酷仙境：“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这则结尾，和《刺杀小说家》意趣相通，“信念”介入且暂时地战胜了现实。

　　而在剧中，李斐把枪口对准自己，虽然这个画面没有正面出现，但她的死是确定的，她的悲剧也是确定的。这个改写，并不是影像用形而下的结论对峙文本形而上的憧憬。一声沉闷的枪响，宛如同时砸在观众大脑和内心的重锤，提醒人们之前看到的“万家灯火”里潜伏着可怕的危机，甚至是能把人摧毁的。

　　一种彻底的悲剧精神流淌在整部剧集：蒋不凡是个正直的警察，但他在“准时破案”的压力下做出严重错判，最终赔付自己的性命；庄树渴望查清陈年血案，但真相把多灾多难的李斐推入更深的深渊；李斐是最无辜的，12岁的她为了在平安夜见到庄树而对父亲撒谎，这个谎言让他们坐上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蒋不凡的车，引发了蝴蝶效应般的惨剧。他们的生活支离破碎甚至万劫不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悲剧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没有谁应该承担全责——他们面对命运随心所欲的拨弄和玩笑，无可奈何。

　　导演以耐心的视听节奏铺陈具体的人间悲喜的点点滴滴，诚实地面对人性和人的存在，一旦创作者抒情地陈述具体的人的卑微和局限，以及因此而无法幸免的道德困境，真正的悲剧诞生了。这里没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没有摩西在平原上分开湖水，李斐和庄树的命运都脱离了他们的意愿。

　　卧倒在船上的李斐像死去的天鹅，庄树在染血的湖面上回忆他和李斐共度的童年夏日，比起小说轻灵浪漫的余韵，剧集结束于哀怜的凝视，也是这份“怨而不颂”的哀怜姿态，成就了影像表达中不多见的美学调性。(本报记者 柳青)

　　(来源：文汇报 2023年2月3日 第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