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武汉市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现场。周钢 摄
各地“拼开工”,全力以赴冲刺开门红
兔年开工第一周,最忙的地方可能要数全国各地的施工现场了。为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红”,各地加足马力。中新财经记者注意到,近日,河南、陕西、云南等多地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吹响加速建设的“集结号”。
1月28日,春节假期后首日,河南省就迎来第七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数千个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其中,仅开工项目就达1271个,总投资1.6万亿元。
同日,陕西省第一季度795个重点项目开工,总投资5646亿元,年度投资2285亿元;云南省举行了2023年一季度重大产业项目调度暨开工推进会,今年一季度计划开工项目675个,总投资197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64亿元。
在河北雄安新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到雄安新区的“轨道交通大动脉”建设正加紧进行。1月28日,雄安新区举行2023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开工项目共43个,总投资416亿元。
1月31日,武汉市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共有305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参与集中开工,总投资3020亿元,涵盖了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和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
“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各个动力或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消费投资。而在投资领域,相关项目的开工建设问题尤为重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向中新财经记者表示。
1月28日,雄安新区2023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现场。 刘向阳 摄“从目前情况看,各地行动都较为迅速,纷纷启动相关投资项目,这也体现了地方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决心。”赵锡军认为,只要这种行动能够持续,不断取得成效,对今年经济的总体恢复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多地定下年度投资“目标”,新基建成重点
多地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同时,部分省市还公布了2023年全年重点项目投资情况。
如,广东今年将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1530个,总投资约8.4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万亿元;福建确定2023年度省重点项目1580个,总投资4.0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480亿元。
从近期各地集中开工项目以及披露的年度重大项目清单看,5G、特高压、城际高速公路、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成为投资重点之一。
除了公布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多地也针对2023年投资设定了“小目标”。
GDP总量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的广东,近日明确了“确保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的目标。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阮青1月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综合考虑重大项目安排及资金要素等保障,将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设定为增长5%左右,总规模将迈上1万亿元的新台阶。
被称为“最强地级市”的苏州,2023年也将目标设定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左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综合室副主任杜月认为,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有利于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和扩大当期需求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月29日,福建福州,中铁工人在滨海快线施工工地作业。王东明 摄“真金白银”安排上,确保项目顺利开展
推进重要投资项目的落地落实,发挥有效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需要“真金白银”的支持。
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国家层面,春节前后将集中下达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新型基础设施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国家发改委还提到,坚持“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继续用足用好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的经验做法,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资金,强化要素保障。
争取资金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各地也在行动。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艾学峰近日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推动一批项目新增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和方案盘子,争取国家政策资金用地等支持,力争今年国家基于广东专项债额度超过去年。
近日,上海市政府印发的《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中提到,用好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基金)、专项债券、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基础设施REITs等扩大投资政策和工具,加快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和申报工作。
在赵锡军看来,投资项目在建设期间,除了设计规划、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外,真正操作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安排。“只有资金到位,项目才能顺利开展,形成有效的实物工作量。”
“因此,项目开始实施的时候,保证项目资金能够持续不断地供应,是地方政府和项目实施者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赵锡军称,就目前来看,在资金安排上,中央和各相关部门有各种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也会根据项目的特点、规模等,确定相关资金的供应方案和相应的一些安排。
近期,多地披露2023年预算报告。数据显示,多地2023年提前批专项债限额相比2022年有所增加。如,河北省预算报告显示,2023年提前批专项债额度为1286亿,相比去年增长73.8%。
赵锡军表示:“在当下,一个筹措资金的重要渠道就是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债券,为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资金保障。目前各地对于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筹措资金支持地方重点项目,均非常重视。”(完)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 “十四五”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住农业基本盘、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提升数字包容水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2022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2020)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速融合,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但总体上,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 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数字接入、数字资源、数字素养、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不同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即数字鸿沟。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农村地区仅为58.8%。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可能与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从而加剧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小农户因资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ICT)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例如信息、知识、技能、产品、服务、时间等“僵化”的资产组合,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率先掌握“流量”密码,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例如,农村电商、农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 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扩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覆盖面,保证信号质量。尤为重要的是,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市场竞价等方式,或与农村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补贴、费用减免等,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 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从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因此,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设编程课;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使其能适应社交、医疗、社保、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 第三,推进“数字参与”。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弥合数字鸿沟。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推广、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进城市农村产品、服务的双向流动,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两个“一公里”问题。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无障碍、适老化、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